远远近近都是爱

2021年02月02日

贾博钧 摄

□司马小萌

如果我说不知道自己故乡是哪儿,估计会有一千多人笑咱“弱智”,还有一千多人给俺“上纲上线”,也许还有一千多人想打俺一顿。呵呵。

国人根深蒂固的“故乡情结”永远血脉贲张,临近春节尤为热烈。

俺爸的老家是泉州,俺妈的老家是柳州,俺出生在广州,成长在北京……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小火车铆足了劲“突突突突”地开,你说,哪站不是站?

虽说填籍贯都以爸爸的老家为蓝本,但老实讲,从没感到多重要,大概缘于陌生吧。爸爸出生在福建泉州一个贫民家庭,他的爹靠着一根扁担两根绳子养活全家。俺爸17岁在泉州加入中国共产党,18岁到上海参加“左联”,从此在党的安排下征战四方,只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主导反映侨乡的纪录片《故乡》时短暂回过老家,然后就和俺妈一起被派到海外工作,断断续续,直到去世。我们也就没有机会见识一下他的老家和亲人,只知道爸爸从未间断给奶奶寄钱。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到福州开会,会后集体出行,路过泉州半天。由于匆忙,东道主只安排大家去当地一个著名祠庙参观,很抱歉,连名字我都没记住。终于在2015年11月底,一次厦门活动结束后,我踏踏实实站在了泉州的土地上,除了去看看破旧的老宅和未曾谋面的亲戚,更重要是代表姐妹们给父亲家乡的泉州市图书馆赠送父亲著作。其实这些著作该馆都有收藏,而且已多达50余种,可以说,赠送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捐完后我在朋友圈写下一句话:“我完成任务了,爸爸放心吧!”

这次泉州行留下了一张有趣的个人纪念照:在惠安县海边,朋友们让我打扮成“惠安女”留了个影。照片上,我掩嘴窃笑,坐在我旁边的泉州晚报林总开怀大笑。

妈妈的老家确切说不在柳州市,而是在柳北的融水县。这个热血女青年,16岁当了救亡日报的通讯员,1941年,17岁的她由组织安排到柳州日报当了一段时间记者。她用“雷维音”这个笔名写文章,并以此作为真名伴随了一生。就像俺爸,“司马文森”也不是他的真名而是使用得最多的笔名。这一代地下革命工作者,提着脑袋过日子,真心不易,真心佩服。

2016年4月,桂林活动结束后我特地来到柳州。当时的柳州日报总编刘榴带我去的第一个拍照点就是东门古城楼。到那儿才发现,这里还有抗战时期柳州日报社的办公遗址。我毕恭毕敬,认真地崇拜了妈妈一番。

如果说对父母的老家没感觉,那真是瞎话。有照片为证:在泉州、在柳州,我拍片是如此得心应手:好画面、好构图信手拈来,不假思索,我知道,冥冥之中是爸妈给了我灵感。

至于广州,我的出生地,我在那儿上小学直到四年级。学校坐落在广州东郊的石牌村,叫“广东省育才学校”,是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干部子弟学校。记得有次上课,教室里突然钻进一条蛇,是剧毒的眼镜蛇,小朋友们的尖叫声至今还好像不绝于耳。2016年12月,一次广州活动结束,羊城晚报的小蔡特地带我故地重游,那里如今是广东大名鼎鼎的“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北京,我的北京,说到生活了几十年的北京了。小学中学大学、工作结婚生子直至退休。熟到什么程度?一块牛排,别问几分熟,早已熟到“一塌糊涂”。举个小例子,你就能看出我对北京的感情了:每每有人在朋友圈抱怨北京的雾霾,如果是外地的同志,俺顾着面子,不好意思反驳;如果是北京的,我就要竭力辩护了。“忆苦思甜”一下:上世纪60年代末俺还在读大学那会儿,可是频频领教过北京的鬼天气的,没看见现在已经好多了吗?当然,好得还不够,所以我才在2007年写了一篇提案:《修改蓝天指标,加强北京空气质量管理》,后来被评为北京市政协优秀提案,最近几位老委员回想起来,都吹捧本人“很有前瞻性”。

可是,老家,老家,俺的老家算哪儿呢?

前几天我在朋友圈可怜巴巴地说“春节没有老家可去”,立刻招来同情。淮安金湖水上森林景区的小孟经理留言:“天气暖和了,就来我们这里泡温泉、吃湖鲜。”真好!尽管我们只见过一面,尽管这疫情闹得哪也不敢去。

可是,我要让你们明白,我的“故乡情结”早已融进了每一个细胞,无需节日也无需提醒。它向四面八方延伸,不由自主地想,不由自主地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