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振声

我们10个人拉着大车浩浩荡荡地来到地里。

藏玉米秸的豆子地西边是一块刚耕过的闲地，我们把车停下，进地里搬玉米秸装车。张登村看庄稼的几个人跑过来，大个子拦挡人们：“不能搬，不能搬，这是俺们的。”我说：“是你们偷俺们的。”谢老东认出他了，说：“这不是栾福彬家大小子吗？你怎么偷起你姥姥家的棒子秸来了？”谢冬长跟吕新瑞开玩笑说：“看你这表兄弟儿，挺会偷，姥姥家门儿熟。”吕新瑞臊红了脸，急忙低着头躲到车那边去了。

原来大个子是张登栾福彬的大儿子，我们队的谢受提是他姥爷，吕新瑞的母亲与他母亲是亲姐妹。他小时候常住姥姥家，我们生产队上岁数的都认识他。栾福彬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西医，方圆几十里闻名，人们都很敬重他。碍于他的面子，张登那几个看庄稼的才没受到处罚。可能也是正因为他的声望，他儿子才敢那么放肆。

人们装好车拉走了，我留下继续看玉米秸。栾福彬的大儿子看车走远了，对我说：“来的好多人我都叫舅儿呢，要不的话，我一个扫堂腿，撂倒你们一大片，搬走？没门儿！我会拳脚。”我轻蔑地看着他，说：“你会拳脚？你会偷！”他哈哈笑了。

后来，京剧《智取威虎山》上演了，每当我看到杨子荣打进匪窟一节，就会想起这件事，心中不免涌起一种自豪感，小人物就是这么容易满足。

1969年，村北生产队所有需要看的庄稼都由我一个人负责。大渠北有块花生地，我在那儿搭了个窝棚，算是主要落脚点。搭窝棚用的秫秸是二十一队的，村北有他们块高粱地，看护人是韩小平，我们相处得很好。他慷慨大方，高粱要熟时告诉我，要搭窝棚随便用。我在地里转悠着挑选，他拿着镰跟着，选中哪棵就削下来。把穗去掉，秸秆给我，他把穗拿回去向队里报告，说秸秆被人偷去了。队长不但没责怪他，还安慰说：“偷去偷去吧，穗给留下了就算不赖。”

高粱秸秆都是既长又粗壮而且直溜的，我三根一束两根一束绑好，三根一束的做窝棚的主架，两根一束的绑在主架上，横着的竖着的距离都相等。整体架子搭好，用高粱叶苫在上面，再靠上一些其它的植物秸秆，窝棚就搭成了。我搭的窝棚又挡风又避雨，外表整齐美观，里面宽敞亮堂，弄些干草和滑秸铺在里面，软绵绵的，躺着看书或休息都很惬意。

1968年和1969年这两年下半年，在生产队我的活儿主要就是看庄稼，从炎热的夏天一直到入冬上冻。这期间，为了避嫌，我没倒过山药，拾柴禾的次数也很少，偷庄稼的事就更不沾边了。每天除了玩就是薅草，上午下午各一大筐。那时候草很短缺，有一年比山药干还值钱，山药干每斤8分，好线草竟能卖到一角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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