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战

早晨遛弯时，我在卖杂粮的小摊上惊喜地发现了炒面，这一下子勾起了我的食欲，脑海中又浮现出了儿时那些温馨的画面。

炒面在我们小时候可是一种神一般存在的美食，在以玉米、高粱为主食的年代，炒面香味之诱人、可口最是令人难以忘怀。

每年麦收一结束，妈妈便会赶紧把大麦晒干，在大铁锅里炉熟，拿去村里的机磨上磨炒面。妈妈炉大麦的技术是一等一的，总是掌握在大麦粒熟透而不糊、麦香味正浓郁之际。那得烧软柴火，小火慢炉，少加料，勤搅拌。大麦粒皮色逐渐加深，稍稍膨胀，要爆而未爆，这时妈妈赶紧拿起簸箕，用小笤帚把一锅底炉好的大麦粒扫出来，再炉下一锅，这时大麦粒的火候正合适。否则火候小了香味不够，过火了则有焦糊之气，味苦且不粘稠。炉好的大麦粒磨得要细，这样的炒面才好吃。

炎热的中午，爸爸特意挑来两桶井拔凉水，专为用来调炒面。井拔凉水和炒面是绝配，是天作之合。用井拔凉水调好一碗炒面，最好稍微糨点，能解饱，就省得再吃噎人的玉米饼子了。调炒面时得加入糖精，当然加白糖、红糖更好，只是那时白糖、红糖凭票供应，一般人家平时是很难享受到的。加了糖精的炒面喝起来甜甜的、凉凉的、香香的，麦香浓郁，焦香回味，飒口，爽心，小小年纪的我一下子能喝两碗，直到把肚子撑得鼓鼓的圆圆的。这时妈妈总是在我肚子上用指甲轻轻画一个十字，用手指弹一弹，嘴里直说：“行了，行了，这大西瓜熟了，再吃，一敲就裂了。”这时我才捂着“一碰就要裂”的肚子跑出去找小伙伴们。那时的孩子们运动量大，不用半天准消化下去。

有时我们也用纸包一小包炒面当作零食吃。干吃炒面可真有乐子，趁别人舔食之际，在后面冷不丁一挠，只要一笑，鼻子一吸，准打喷嚏，把炒面弄得满脸都是。

即使到了冬天也不缺少这种应时的小吃。记得家里那个笨笨的砖炉子和那只绿色的洋漆壶（搪瓷壶），冬天每次放学回家，妈妈早坐在炉子旁烧好了开水，只等着给孩子们泼一碗热气腾腾的茶汤。

那时的茶汤面是用小米面或高粱面做的，那面磨得倍儿细。先用温水把茶汤面搅成稀糊状，等洋漆壶里的水滚开之时，慢慢倒进碗里，边倒水，边用筷子搅和茶汤糊，以防止它结疙瘩，这茶汤糊越加开水搅拌越黏糊、越透亮。沏好茶汤后，妈妈会在门桌里拿出存放了许久的已经结成块状的红糖，掰一块，甚至是用刀切一块放进去，搅和到不再烫嘴了，喝起来暖暖的、甜甜的、滑滑的，米香怡人，顿时忘记了玉米饼子为何物。

茶汤也是那时过年必不可少的食物。北方人吃饭讲究有稀的有糨的，再说，劳累了一年，人们也该清闲清闲了，因此过年时大多食品都是提前准备好了的半成品，而茶汤省事又好喝，作为过年吃饭时的“稀的”正合适。再者，老家人过年过节时吃的禁忌和讲究多，今天不许吃米，明天忌讳喝粥，这时茶汤倒是不错的替代品。比如二月二龙抬头，初一初二都忌讳糁子和米，喝茶汤倒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可惜，从市场买回家的炒面是用小麦做的，显然没有大麦做的正宗可口，麦香味、焦香味都不够浓郁。好怀念儿时妈妈做的大麦炒面，那才叫正宗。如今想喝到那么正宗的炒面已经不大可能了，即使有大麦，哪里还有井拔凉水呢，更没有妈妈的好手艺了。

时光荏苒，世易时移，过去的时光再也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