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学院 赵云耕 河北大学 顾乃武（清朝时期1840年前章节撰稿人）

康熙十年（1671年），雄县贡生赵胤龙不仅捐建义学一所，“并捐田四十亩为养赡费”。生员王耀也捐田一顷，“内监郭宪臣捐田四十亩”。涿县康斌“自嘉庆丁卯（1807年）于庄之西南隅购地三亩”，在“州西孙家庄”兴建义学。除由本县人捐建外，寺僧也曾出资办学，容城县东四村观音寺僧人广林“捐地五十九亩为延师膏火之资”，定兴县南重楼村观音庵僧人兴山“捐地六十亩，为延师修脯资”。

除此之外还出现了利用放贷生息筹款办学的事。道光十四年（1834年），涿州知州林靖光“集官绅共捐京钱九千缗，发商一分生息”，就是向官员、仕绅募集京钱九千缗，贷给商人按照1％收取利息，以此作为办学资金。林靖光用此款共“设大小两斋，共房二十八间”“后以经费有余，于北街添小斋一所，斋房八间”，可见以放贷生息作为办学经费的方式在晚清时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做法。通过上述文字不难看出，地方官员、仕绅等主要通过以上三种方式募集办学经费，可以说确实有效地推动了保定义学发展，为古代保定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3、衰落

虽然清代保定义学一度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也确实为人才培养做出过应有的贡献，但它也未能摆脱由盛而衰的命运。

义学的衰微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办学经费无法得到保障。正是由于政策的不完善，因此在经费上从未得到中央财政的支持，而是完全依靠地方官员的筹集或是乡绅的捐赠，这就决定了清代义学教育的办学经费无法得到政策性的保障，这也是义学衰落的直接原因。以博野县义学为例，该县共有4所义学，“一在套里村，雍正四年（1726年）建，十年（1732年）废。一在南小王村，雍正六年（1728年）建，十二年（1734年）废。一在北彦村，雍正八年（1730年）建，乾隆元年（1736年）废。一在社村，雍正九年（1731年）建，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废”，办学时间最长者也仅维持了29年，其他三所均6年而终。道光十四年（1835年）时，涿州知州林靖光考虑本州“应有培植童幼”，但“苦于无经费”，以至于“自捐廉俸”，不难看出，办学经费的短缺是阻碍保定义学发展最直接的原因。

其次是相关制度的缺失。清代统治者虽然对义学颇为重视，但始终未将其纳入官学体系，中央政府从未曾颁布过任何相应的保障实施举措，因此保定义学缺乏相应的管理与保障制度。康熙十年（1671年），雄县知县姚文燮专“拨濠地四十六亩一分九厘”，于本县兴办义学并记录在案，但后因缺乏相应的监管，学田“为宵小盗卖”而无人追查，以至“义学遂废”，可见义学在管理上存在着相当大的漏洞。

不仅如此，因缺乏相应的制度作为保障，义学经费也改作他用，使之无法维持。咸丰三年（1853年），涿州官商仕绅筹建团练，“在城官绅商之知州郭宝勋”，挪用义学经费“本钱五千吊为办团练经费，因裁北街小斋”，更有甚者，安国义学“自乾隆年间业经废弛，百余年来基址亦皆乌有”，直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才再次兴建。

可见，正是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与办学资金，导致了保定义学时兴时废，办学无法持续，这也是造成义学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

为加强对汉地百姓的统治，消弭汉族百姓的排满情绪，清代统治者大力推崇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崇文重教”为基本国策，义学作为基础性教育备受统治者重视而大力倡导，而保定作为京畿腹地，其发展尤为迅猛，特别是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其办学数量、规模都位居全国首位。但在义学的实际发展过程中，清政府未曾出台保障、管理制度，加之办学从未得到中央财政的支持，完全依靠地方仕绅捐办或地方官员筹集，使得办学经费无法得到保障，从而导致了保定义学发展时断时续，分布不均衡。因此，保定义学虽曾一度骤兴，但在现实中发展并不理想，未收到应有效果。

另外，保定城中还有众多私塾，成为城市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保定成为省会之后，政治权力成为文化发展的推动力，保定书院、教育机构日益完备，成为全省的教育中心。特别是保定集聚了全国许多文化精英，推动了保定学术、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在文学方面，有郭棻、高 、陈僖、冯辰等知名文人。在医学方面出现了周渭、陈瑞鸿、吴南阳等名医，其中陈瑞鸿还撰有《德星堂医案》《医术拾遗》等医学著作。另外还出现了田汉卿、周震、张永燮、冯金甲等书画家。

保定在文学与艺术方面逐渐繁荣，致使保定在直隶省甚至全国的文化地位日显重要。在教育、艺术得到发展的同时，保定的通俗文化也得到一定发展，城中大量的官僚以及其他阶层促进了城市戏曲的快速发展，城内有众多戏院。保定的戏曲中既有地方性的曲种又有明显受到京津影响的曲种，地方性戏曲主要指老调。老调最早起源于元明时期，是直隶省白洋淀以西流行的一项民间曲艺形式，清代在保定颇为盛行。另外，西河大鼓、河北梆子等曲艺形式也很流行。在保定还有一些其他剧种形式，乾隆年间，昆曲开始流行于北京，逐渐发展成为北方昆曲，并很快盛行于保定以及直隶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