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振山

“有骨头的换洋火——”

记得小时候，每到腊月初五以后，村里就会出现一些骑自行车或推手推车走村串巷收购猪骨头的人。

他们很少用钱来收购，而是随身带着火柴，用火柴换骨头。因为当时的火柴大多数依靠进口，因此老百姓称之为“洋火”。

经常来我村收猪骨头的人叫老臭，是附近北段村的人。因为北段村是公社所在地，村里有公社供销社，就建在村正中十字路口临街西北角。供销社前面是大约七八间大的门脸，售卖县供销社按计划分配下来的布匹、农资及日用百货、笔墨纸张、油盐酱醋等，后面是土产收购站和库房。老臭的叔叔是供销社收购站站长，知道国家收购动物骨头，磨成骨粉作为生产饲料添加剂或肥料，因此建议老臭从事这一行业。接着又建议他先在供销社按1.5分钱一盒的价格购买批量洋火，然后趁过年前后这两个多月时间走村串镇换猪羊骨头。

骨头当时的收购价为2分钱一斤，交收购站3分钱一斤。如果以一盒洋火换一斤骨头，等于用1.5分钱收而卖3分钱，一斤就挣1.5分钱，按一天收100斤算，就能挣一块五毛钱，这在日工值8分到1毛2的当时对任何农民来说都是相当具有吸引力的。何况正是农闲季节，闲着也是闲着，别说能收100斤，收几十斤也比在家闲着强。

老臭这么一想，当即就答应了，就让他媳妇从准备过年买肉的钱里拿出3块钱去供销社进了200盒洋火，在家里那辆破旧飞鸽加重自行车后架两边分别绑了一个柳条筐，这买卖就开张了。一下午在邻近的两个村里吆喝着转了一圈，轻而易举地就收了60多斤骨头。第二天早饭后又到稍远的两个村收购，到傍晚收了满满的两大筐，交到收购站后晚上和他媳妇一算账，两天下来共收了150多斤骨头，挣了两块两毛多，两口子特别高兴。

此后，老臭每天吃过早饭就骑着自行车到各村去收骨头，每天都能收个百八十斤。当时正值腊月，家家户户都在蒸糕煮肉，忙着迎年。尤其是过了初十，每天都有煮肉、做腊肉的人家，拆出来的肋骨、脊骨、腿骨、头骨、蹄骨哪家也有好几斤。过去老百姓不知道这些骨头能卖钱，拆下来后就扔到狗窝里去了。自从老臭来过一次后，他们都知道了这些以往随便丢弃的骨头也能卖钱，便都留着等他来收。老臭年前将家里的事全部托付给他媳妇，每天交换着转了东村转西村，每天都能满载而归。

一看这样，我们这群半大孩子也开始琢磨捡拾猪羊骨头，把各自家里历年不经意间留下未及时丢弃的猪、羊、牛骨头都找出来拿给老臭，除了换洋火外，也换铅笔、橡皮等学习用具。老臭经此启发，出来收骨头时带的换取物品种类越来越多，不仅方便了各村村民，也扩大了他的经营范围，没几年时间就成为全村日子过得最好的一户。

我读小学四年级那一年，我家喂的那口猪长得特别肥，杀猪时一过秤足有320斤。第二天是安国大集，天一亮父亲便用小拉车装上半片肉要我帮着拉到肉市上去卖。当时的肉市设在城隍庙街，现在的育新学校一带，狭窄的南北街道两侧肉摊一家连着一家。说是肉摊，其实也就是临时在街道两侧寻个地方，放一张吃饭桌或凳子、椅子，把肉摆在上面。也有的什么家什也不带，把肉直接放在地上，多数则像我们这样从乡下带来的，找个空闲地方把车一放，等着买肉的前来谈价。卖猪下水、上水的就直接挂在车把上、车辕上，卖猪头、肘子的干脆就扔在地上。不长的街上，人来车往，摩肩接踵，吆喝声、讨价还价声、争吵声、劝和声充斥耳鼓。

我平生第一次来县城肉市，从没见过这么多的猪肉，更没见过在大街上当众劈猪头、卸肘子、打刀分肉的，对这一切都感到好奇。趁父亲不注意，我悄悄溜到附近一个经纪人摊前，看着一个年纪50多岁的壮年汉子抡着锋利的斧头劈猪头。看着地上的骨渣越积越多，我跑回父亲身旁，要他把小拉车上放肉的油布拿下来给我。父亲不知我要油布干什么，不给我拿。待他知道我想用油布去收捡骨渣时，犹豫了半晌才让邻摊一大叔帮忙，把油布从猪肉下扯出来。我拿着油布飞快地回到经纪摊前，捡取一块块大一些的骨渣，一会儿就捡了一大包。壮汉见我捡骨渣，点头朝我笑笑，劈好一个猪头后便把骨渣直接倒在我铺的油布上。接下来半天的时间我就一直候在这个摊前，直到父亲卖完肉叫我，才极不情愿地收拢油布，背着一大包骨渣坐着小拉车回家了。

第二天，老臭又来我村收骨头，母亲便把他叫到家来，把那一大包骨渣过秤，换了10盒洋火、4支铅笔、两块橡皮。为表示奖励，母亲专门为我做了一双新棉鞋。过年时我穿着新鞋跟随母亲走亲戚时，当姑姑、妗子、姨她们听母亲述说这双新鞋的来历时，都对我大大夸奖，我也从心里感到美滋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