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碧莹

我的家乡保定曾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核心，诞生过狼牙山五壮士、地道战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当记者12年来，为了让英雄的故事常讲常新，我和同事在家乡的山水间不断寻访。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的镜头对准了自己的同行先辈——敌后办报的新闻人。在炮火硝烟中，在敌人的围困甚至屠刀下，他们是如何把报纸越办越大，让抗日的声音越传越广的呢？寻访答案的过程中，我找到这样三组数字。

第一组数字：

8匹骡子，3000个字

阜平县档案馆里保存着很多当年的《晋察冀日报》，它是敌后创办最早、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报纸。几经周折，我们寻访到了还健在的《晋察冀日报》编辑、百岁老人陈英。据她介绍，《晋察冀日报》在战争时期办报很艰难，在山洞里头排版，在牛棚里头印刷。老人还告诉我，当时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需要随时转移笨重的印刷设备。敌情实在紧急时，只能把设备就地掩埋，等敌人走了再挖出来。在扫荡最频繁的那段日子，设备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被埋了7次，又挖了7次。

为方便转移，报社开始对设备进行轻量化改造，铅印机改为木质机身，把7000字的字盘缩小到3000字，特制可拆装的木箱，一旦遭遇敌情，用8匹骡子就能迅速驮走整个报社。游击办报锤炼出了记者编辑们高效的作风和精干的文风，只要能有24小时的短暂驻扎，就能出一期报纸。在阜平，有一条蜿蜒的路叫“办报小路”，是当年报社的转移路线之一。我走上去时只觉得深一脚浅一脚，崎岖难行，心中不由得对先辈们当年“八匹骡子办报纸，三千字内著文章”的传奇经历更加敬佩。

第二组数字：

一本相册，两层血迹

中国摄影家协会的档案室里珍藏着一本血迹斑斑的相册。相册的主人叫雷烨，曾是《晋察冀日报》特派记者。1941年，日寇残忍屠杀1200多名无辜村民，制造了“潘家峪惨案”。雷烨忍痛拍摄惨案现场并发表在《晋察冀日报》上，成为揭露日军罪行的铁证。1943年的一个夜晚，雷烨接到消息“日军即将扫荡”，他第一反应不是自己撤离，而是先去组织村民转移，最终延误了突围时机。第二天清晨，雷烨在撤离途中遭遇日军，英勇殉国。

战友整理雷烨遗体时，在他怀中发现一本沾满鲜血的相册，里面的照片记录着日军的暴行、八路军的英勇，还有根据地群众火热的生产生活。这本相册被他的同事赵烈贴身保管着，但仅仅8个月后，赵烈在一次突围中为了营救战友毅然返回包围圈，壮烈牺牲。后来，人们在他怀中找到了那本相册，原本属于雷烨的斑斑血迹上又沾染了赵烈的鲜血。制作节目时，我盯着影像资料中那本相册几度落泪。当照片被鲜血染红，当历史由生命铸就，被两位烈士珍重保存下来的相册，余温至今滚烫。

第三组数字：

19位乡亲，2845期报纸

阜平县马兰村村口矗立着一座纪念碑，2005年由当时健在的《晋察冀日报》新闻人共同出资修建。碑上刻着19个名字，那是在“马兰惨案”中遇害的19位乡亲。村支委梁林江的爷爷是当年遇害的乡亲之一。在纪念碑前，梁林江向我讲述了那个在马兰村妇孺皆知的村民舍命护报社的故事。

1943年10月，日军分兵多路进犯根据地，边区政府和晋察冀日报社都是他们重点搜寻的目标。其中一股日军进入马兰村抓到30多名村民，一顿毒打后，问他们报社的人在哪儿，没有一个人回答。鬼子从人群中拉出单德顺、孙世然两名村民逼问报社物资的下落，孙世然愤怒地说：“公家的东西我不知道，我自己的东西我知道，你们刚烧掉的房子就是我的！”鬼子杀害了二人，又把枪口指向了剩下的人群。游击队长万寿山为了救乡亲，谎称物资在自己家。可当敌人进入他家时发现，所谓物资，不过是一点儿过冬的口粮。万寿山也被杀害了。鬼子就这样审一个杀一个，大家用眼神互相鼓励，坚定地沉默着。直到这伙鬼子接到新的命令败兴离去，始终没听到关于报社的半个字，而血泊中已经倒下了19位乡亲。

采访结束后梁林江抚摸着刻在碑上的一个个名字，久久无言。

从1937年到1948年，《晋察冀日报》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中出版了2845期，堪称奇迹。其实，奇迹不仅发生在我的家乡，从晋察冀到鄂豫皖，从黑吉辽到陕甘宁，从正面战场到敌后根据地，无数先辈以笔为枪，以血为墨，吹响了民族抗战的号角。新闻人对中华民族英勇抗战的真实记录和积极宣传，鼓舞了军心民心，凝聚了必胜信念，也为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提供了历史见证。

新闻人，不负年华，不辱使命

回到故事的开头，我要讲述的仅仅是三组数字吗？不，骡子背上的报社是新闻人的智慧；血染的相册是新闻人的信仰；2845期报纸是新闻人的使命；19位乡亲所代表的亿万人民是新闻人的力量源泉，是新闻人的根。

今天，我们接过了先辈手中的笔。时代在变，媒体也在变。系统性变革的大潮中，新闻人将走向何方？答案就藏在先辈的故事里。那一串穿越时空、永垂青史的数字，是昭示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精神坐标。忠诚于党、心系人民，记录时代、守望正义，中华民族的复兴篇章由我们继续书写。新闻人，不负年华，不辱使命。

（作者系保定新闻传媒中心记者）